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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经报:为“美丽中国”描绘行进轨迹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1日   来源:中国财经报|0   作者:王劲松

  用法律手段为“美丽中国”护航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方表示,防治大气污染,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一是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适度超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二是严格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切实解决长期困扰环境保护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切实落实企业环境责任。三是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四是强化司法救济途径,倡导更多使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纠纷。司法部门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司法力量介入环境保护,逐步改变目前在环境纠纷处理中司法救济不力和比例偏低的问题。五是抓好《清洁生产促进法》实施细则的出台和落实,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六是破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坚持开门立法,广泛吸收社会公众、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立法,发动全社会广泛讨论,将立法与公众环保法制教育相结合,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水平。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 将PM2.5纳入政府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表示,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建议:全方位加强农村环保的综合整治。一是切实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出台农村环保“一号文件”。必须将农村环境整治与新农村、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城乡环境基本服务均等化。二是统筹城市农村环境治理,加大农村环保资金投入。必须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环境治理,使之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必须切实加大对农村环保的投入,同时鼓励、促进社会资金投入,积极引导推动农民投工投劳,探索推进市场化运作。三是加强农村环保法制建设,制定相应污染排放标准。重视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尤其要重视对农药、化肥等生产厂家生产标准和有关环保法规的制定,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是突出农村环保重点难点,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顾问梅兴保认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和长期的管理策略,将PM2.5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以PM2.5为核心的颗粒物污染已成当务之急。目前我国仅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两项大气污染物纳入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污染减排手段”与“空气质量改善”严重脱节,构建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保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已刻不容缓。

  具体建议:实施城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国家制定PM2.5阶段性控制目标及达标期限,并将目标分解到地方;各级政府建立PM2.5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具体规范,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应定期通报、公开PM2.5控制目标完成情况及考核结果;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实行党政领导行政问责,对于2013年不能达到新空气质量标准或者不能实现PM2.5控制目标的环保模范城市,撤销“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称号。

  用经济手段引导“美丽中国”

  付志方表示,应理顺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据世界银行统计,能源使用量的降低,有55%归功于价格的调整。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

  付志方说,由于价格问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利益调整关系复杂,无论是价格机制的变化还是价格水平的变动,都直接关系到利益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指出,“物与物的价格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推进价格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

  付志方建议,通过改革完善税费制度,充分发挥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环境税,从对环境保护的调节作用看,现有的资源税着眼于调节级差收入,税额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源(如煤炭)的开采条件,与对资源开采地的环境影响(如高硫煤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并无直接联系,更没有全面考虑对资源开发地区环境的植被恢复、环境保护成本。在消费税方面,税目和税率的设计没有全面考虑消费活动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消费税率偏低,课税范围小,如未能将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源,以及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日常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不能有效地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没有充分发挥其抑制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来看,与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优惠面较窄,规定不合理,对节能减排作用有限。因此,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逐步扩大资源税和与环境相关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并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计税方法;继续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合理提高各类排污费征收标准。按照“谁征谁用”的原则,适时以地方税种的形式开征环境保护税,专门用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规范税收优惠政策,调动企业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积极性。

  树立生态环境建设“标杆”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郑钢表示,设置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切入点探索和实践社会的综合配套改革。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基本目标,将生态环境建设放在核心突出地位,融入和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郑钢建议,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牵头,聘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按照法定程序编制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的发展纲要和总体规划,明确规定生态环境特别行政区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体制机制、空间结构、承载力和开发强度。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民主政治制度、行政机制、考核与奖惩办法;摸索建立和实践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要按照严格和综合配套的生态环境指标、程序和措施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内积极探索和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中央应该对生态环

  境建设特别行政区有相应的特殊授权,使其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切入点,探索和实践在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时有相应的立法权;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应该在政策、资金、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以特殊扶持。要支持符合条件的生态环境保护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设立生态环境产业投资基金,还可以由国家统一发行或在条件成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行政区内探索发行生态环境保护彩票。

  优化产业升级 用生态消费推动“美丽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谢克昌表示,应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实施清洁煤战略,提升油品标准,促进油品升级。对钢铁、水泥、石化等高耗能行业实行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双控制;实行煤炭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大力提高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比例;调整能源消费的空间布局,实施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大幅度降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空气污染严重区域的煤炭消费量;加快提升油品标准,主动改进技术、积极推动汽柴油油品升级;重点关注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面源污染,继续完善推行“热电联产”政策,有效控制小锅炉污染。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曾华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亮相于报告之中,意味深长地传递出以下信息:一是“生态产品”概念的正式提出。所谓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物质资源和生态服务的统称,它包括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天然药物等生活生产资料,还包括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它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消费品。二是要加强生产能力。即大力发展生态产品制造业(生态产业)。当今社会,生态产业包含不同的产业集群:如,物质性生态产业,指的是通过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带来的资源性物品,如生物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生物制药等;精神性生态产业,指的是依靠自然界提供的良好环境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好风光,及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为消费者提供观赏性、感受性、参与性服务的产业,主要包括旅游业、休闲娱乐业、文化产业等;还有生态性产业,指的是通过自然界的良性运转及其生态平衡,为所有生物提供包括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稳定的气候等生态服务。三是表明我国开始进入生态产品消费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生态产品越来越成为我国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例如,云南及我国很多相对比较落后和偏远的区域之所以成为旅游热点,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来到这里享受洁净空气、优质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这些曾经都是人类生活的免费品,现在成为需要支出才能消费的生态产品。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资源的时代即将到来。

  新能源引领“美丽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认为,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将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能源污染环境的问题。假设利用光伏资源十分丰富的西部国土面积的1%,即约1亿亩荒山、荒滩、沙漠、戈壁等非耕地打造国家西部新能源基地,每年发电将可达到10万亿度,相当于2012年全国用电量4.96万亿度的202%,相当于2012年我国全部能源消耗(折算为电力)的92%。这一能源供应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升级转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刘汉元说,长期使用化石能源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和粉尘,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只有彻底改变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这一最经济、最清洁、最环保、可永续的人类理想新能源,才能从源头上有效缓解并根本消除雾霾,才有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从而确保我国环境安全,建设美丽中国。

  刘汉元建议,大力发展太阳能有利西部环境。我国广阔的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是全球太阳能辐射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如果将我国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20%—30%,利用光伏资源十分丰富的西部国土建设光伏电站来提供,就将形成每年18—27GW的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到那时,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不仅不会更多依赖国外市场,反而只能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并形成一个2万—3万亿元年度规模的巨大内需市场。

  刘汉元表示,无论从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环境安全保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出发,我国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并进一步扩大光伏装机容量,加速推进西部以光伏发电为核心的国家新能源基地建设。从而使太阳能这种最经济、最清洁、最环保的可持续能源真正惠及全国人民,并逐步形成我国和平崛起的永续清洁能源供应基地,缓解我国资源压力,确保我国能源战略安全和生态环境长治久安,基本解决我国未来的全部能源消费问题,并成为拉动内需、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

  建立绿色核算体系 用生态文化润泽“美丽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从森林核算入手,通过积极推进把森林资源及生态服务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准确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生态影响所付出的代价。根据国内外生态建设的人文因素影响评价、生态文明评价、森林价值核算、社会发展指数、可持续发展评价等指标和方法,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从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切入,对林业的社会福利指数、古树名木价值、休闲游憩价值等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进行评价指标设计、核算方法优化、典型案例试算。通过上述努力,将森林核算结果与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关总量指标联系起来,具体包括林地林木存量及变动价值与国民财富的联系,森林产出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联系,逐步实现将森林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江泽慧表示,生态文化追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人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维护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反对奢侈消费、资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源动力和思想渊源。

  生态文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凝聚力和驱动力。生态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融合了现代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精神家园。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灵魂。它把世界看做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从哲学智慧层面,揭示了万物相联、包容共生,平衡相安、和谐共融,平等相宜、价值共享,永续相生、真善美圣的生态文化思想精髓。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生物及其环境因素具有功能和结构的依赖性,构成鲜活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以自然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两个发展阶段,正开始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三个阶段。

  江泽慧建议:采取多种模式搭建平台,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为国民提供普及生态文化知识、传播生态文化理念,均衡生态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城乡差距,推动生态文化服务均等化。组织开展生态文化村、生态文化企业和生态文化基地创建活动。从基层发掘生态文化的积淀和最朴素最自然的生态文化形态和现象,培育铺垫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开展生态文化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着力生态文化的保护、挖掘,推进生态文化的适应与创新和互动传播,把生态文化村、生态文化企业等建设成为影响和带动一方的示范基地,推动生态文化成果产业化发展,让百姓分享绿色增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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